谢仲直即宋末著名诗人谢枋得，彭翁为彭耜，武夷君为道教内丹派南宗第五祖白玉蟾。他们三人都活动隐居于武夷山，所以他们的“太极图”应该是从朱熹、蔡元定那里传下来的。所谓“易三图”，就是罗愿说的“阴阳相含图”（即“先天图”或“太极图”，全称为“先天太极图”）、“八分之”的“河图”（全称为“河图太极图”）和“界分九宮”的“洛书”（全称为“洛书太极图”）三图。这张阴阳相含的“太极图”因为是按先天八卦的次序和方位排列的，所以宋人称这张图为“先天图”而不称为“太极图”，并同周敦颐解说的那张“太极图”区分开来。宋人把“先天图”、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看成是具有同一意义的三幅重要的图，如张行成的《易通变》中就有河图洛书先天三合一图。自邵雍以后“先天八卦方位图”、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大行，后来载在朱熹的《易学启蒙》、《周易本义》中，传播天下，关于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在宋代还发生过“图十书九”与“图九书十”的长期争论，早在宋易学中形成了“图书学”的专门，袁桷怎么还说这三图“文公不得而见”，“蔡氏所传书，讫不著图，藏其孙抗，秘不复出”，连魏了翁竟也“欲经纬而卒不可得”呢?人们向来感到不可理解而疑其说不可信。胡渭在《易图明辨》中也没有能说清楚：实际上这里说的三图不是指“先天八卦方位图”、“河图”、书”，而是指“先天太极图”（简称“先天图”作阴阳相含之象，标以先天八卦方位或六十四卦方位，即今所称“太极图”）、“河图太极图”（八分之）、“洛书太极图”（界分九宫）三图。罗愿明确说是得自于青城山道士。罗愿和朱熹都是新安人，又都好佛道，两人关系至密。罗愿在《新安志》中第一个为朱松朱熹立了传，而罗愿一死，朱熹便同刘清之整理了他的遗文，编成《鄂州小集》出版。但小集仅收集其文十分之一，多有亡佚。估计朱熹早从罗愿那里知道了这种阴阳相含的“先天图”，后来便在绍熙四年托蔡元定由荆州入蜀寻访三图，从青城山道士手中购得了原图。在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四《答蔡季通》书八中，朱熹提到蔡元定这次由荆入蜀之行:
“夏口、武昌一带形势既闻命矣，涉重湖，窥衡湘，历襄汉，下吴会，方羊而归，所得当益富……”此书作于绍熙四年三月二十一日，“窥衡湘，历襄汉”同袁桷说的“河洛遗学，多在蜀汉间……朱文公属其友蔡季通如荆州，复入峡，始得三图焉”一致。能够证明朱熹、蔡元定确实得到了这“三图”的，便是在这以后不久，庆元二年朱熹同阁皂山道士甘叔怀以及蔡元定、方伯谟等人商量，决定把这“三图”刻上道教阁塔宗的发源地阁皂山摩崖，他在给蔡元定；方伯谟信中都提到此事：
前日所说磨崖刻“河”、“洛”、“先天”诸困，适見甘君说阁皂山中新营精舍处，有石如削，似可鴒刻，亦告以一本付之。“先天”须刻卦印印之，乃佳。但篆隶碑.子字画皆不满人意，未有可写之人为挠耳。令伯谟篆如何？
三图须作篆，乃有古意，便当遣人送伯谟处也。
欲烦篆数十字，纳去纸两卷，各有題识，幸便为落笔。欲寄江西，刻之岩石。有人在此等候，不能久也，千万便付此人回。
后来图在庆元三年刻上阁皂山，但变成了二图，朱熹在《书河图洛书后》中说：
世传一至九数者为河困，一至十数者为洛书。考之于古，正是反而置之。予于《启蒙》辩之详矣。读《大戴礼书y/又得一证：其《明堂篇》有“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”之语，而郑氏《注》云：“法龟文也”。然则汉人固以此九数者为洛书矣。阁皂甘君叔怀欲刻二图山中，览者未必深考，又当大启争端。
所以只刻二-图，自然是因为八分之的“河（河图太极图）与界分九宫的“洛书”（洛书太极图）本已包含了阴阳相含的“先天图”（先天太极图），前二图是对后一图的具体解说，三图本为一图。
另外，今台湾故宮博物院藏有宋椠《晦庵先生文集》，分前集十一卷，后集十八卷，是朱蔑生前的文集刻本，据后集避光宗讳以及其中有绍熙二年作的《答王子合言仁诸说》、绍熙三年作的《答黄商伯》等，可以断定《晦庵先生文集》编刻于绍熙三年。后集中收有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、“八卦次序图”与“六十四卦次序图”，而独缺“六十四卦方位图”（即“先天图”），这有力地表明，直到绍熙三年朱熹手头还无“先天图”，朱熹在绍熙四年派蔡元定入蜀得到这张“先天图”由此更得一证。
上面是一条从“青城山隐者”到朱熹、蔡元定的“太极图”传授系统。对于另一条由“蜀之隐者”到张行成的传授系统，《宋史•隐逸传》也有详细叙述，其中说：
初，程頤之父晌，尝守广汉，頤与兄顥随侍，游成都，见治篾箍桶者挾册，就视之，則《易》也。欲拟议:致诘，而篾者先曰：“若尝学此乎？”因指“未济”“男之穷”以发问，二程逊而问之，则曰：“三阳皆失位。”兄弟涣然有所省。翌日，再过之，則去矣。其后袁滋（按.即袁溉）入洛，问《易》于頤，頤曰：“易学在蜀耳，盍往求之。”滋入蜀访问，久无所遇。已而见卖骛薛翁于眉邛间，与语，大有所得，不知所得何语也。.（胡）宪、（刘）勉之、（袁）滋，皆闽人;（冯）时存、（张）行成，
蜀人；郭展氏及篾叟、酱翁，皆蜀之隐君子也。
薛士龙在《袁先生传》中也有同样的记叙。薛士龙是袁溉弟子，稍早于张行成，可见袁桷的记载是十分可信的。张行成是临邛人，学本邵雍，他从蜀中“估籍吏人之家”得到邵雍所传十四图，在《进易书状》’中，他自称所作《易通变》是“取自陈抟至'邵雍所传先天卦数等十四图，敷演解释，以通诸《易》之变。”在他的《翼玄公中，正赫然记载着一张“太极图”一他称为“易先天图”。同罗愿与朱蕉、蔡元定从青城山隐者得到的“先天图”（太极图）一样，不同的不过是一标以先天六十四卦方位，一标以先天八卦方位而已，这张“易先天图”无疑也是来自“蜀之隐者”。因张行成公然宣称他的易学易图渊源于道士陈抟，他的易学被目为？易外别传”，而他的《翼玄》又主要是发明扬雄的《太玄》，不套正统的易学，所以，这部《翼玄》很少流传，但朱熹与蔡元定与他同时，又都好奇书，蔡元定甚至因精通地理风水易象术数之说而被目为“妖人”，当张行成在乾道年间写成《翼玄》进上朝廷肘，朱熹也正在作《太极图说解》，他和蔡元定应该是能看到张行成的《翼玄》的。因此也不排斥这样的可能性：朱蒹和蔡元定看见了《翼玄》中的“先天太极图”，故后来朱裹再托蔡元定入蜀寻访，又得到“八分之”的“河图太极图”与界分九宫的“洛图太极图”，后人遂一并误以为三图均由蔡元定自青城山购得；也可能朱熹与蔡元定从《翼玄》中得到这张“先天太极'图”，因这张图本是张行成从青城山道士那里得到的，后人误以为•是蔡元定义蜀从青城山道士处买来的了。总之问题不在于这张图是不是蔡元定入蜀购得，而在于这些材料确凿证明了两点：一是宋代已有“先天太极图”，是“先天太极图”渊源于道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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