阴阳，古代一对范畴，具有深邃又广泛的含义。在古代，因为阴阳观念几乎渗透各种学科和领域，因此它有各种各样的含义。当然作哲学概括的角度来看，作为一对基本范畴的“阴”、“阳”，反映了事物的对待性、统一性与转化性。早期的“阴间”观念，是“阴阳离合论”，由“一气”剖分为“阴阳二气”，在当时人看来，“二气”似乎是两种独立的形态。自唐、宋起，“气一元论”形态渐趋成熟，“阴阳”成为“一气”两种不同形式的观点也逐渐被明确。从张载到王夫之.唯物主义的阴阳气化学说，发展到很高水平。“阴阳一气沦”的观点•也成为传统“气论”中的主干部分。这也是气化学说，发展的必然趋向。
在王夫之看来，“理只是以象二仪之妙，气方是二仪之实。健(阳）者，气之健也；顺（阴）者，气之顺也。天人之蕴，一气而已”。(«读四书大全说•孟子•告子上》)在这里，清楚地可以肴到，所谓“二仪”即是阴阳，是“一气”之二式，洋言之，阴、阳即是“一气”所表现“健”与“顺”两种方式而已。“一气”的“动”与“静”、“屈”与“伸”、“聚”与“散便分为“阴”、“阳”两式。而要枢在于“时位相得”，方能分出千千万万个各不相同的品端。
合者，阴阳之始本一也，雨因动靜，分而为两，迨其成又合阴阳干一也。如男阳也而非无阴，女阴也而亦非无阳，以至于草木鱼鸟，无孤阳之物，亦无孤阴之物，唯深干格物者知之。时位相得，则为人，为上知；不相得则为弇兽，为下愚；要其受气之游，合两端于一体，则无有不兼体者也。(《张子正蒙注太和》)
说明了“阴”、“阳”原本于“一气”，无论是男人、女人、上智、下愚，还是禽兽，鱼虫、草木，都是“合两端于一体”，“一气”而两种形态《尽管阴阳交错纷繁，究其根端，“阴阳之始本一也。”
“阴阳一气”的观念，突出气数的重要地位，在《易》中，气数是从六爻变化中体现出来的。“六爻之动，三极之道也”。不过《周易》气数之算定，有很大的局限性，占卜的方法，有偶然性，缺乏科学依据。所以，在《周易》中“气数”的数变，被困死在繁琐不实的占筮框架之中。
“阴阳气数”，自古已有史说，周初吕尚言《六韬》“天地之盈缩”。舂秋末年，越国大夫范蠡言“阴阳节”，讲的都是“阴阳气数”，讲阴阳气数为最具体的为“阴阳节”。在贾谊的《六术》中说：
是以阴阳、天地，人尽以六理为内度，内度成业，故谓六法。六法藏内，变流而外遂，外遂六术，故谓之六行……可谓阴阳之六节，可谓天地之六法；可谓人之六行。
(《新书•六术》）
古代的“阴阳节”大抵发端于历律家、兵家、农家等。从阴阳节数的参照中，观察自然、人事的生灭规律，也可以理解世事、人们的气数和命运。由于没有“占卜”方式的束缚，又带有朴素唯物主义、辩证法因素。在当时也可算为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思维方式与方法。当然这种方法，在西汉初期称之为“道术”。
“道术”之说，在战国末期已有。所谓“道”，乃是阴阳动静之节数；所谓“术”，乃是制物之数也。战国、两汉时期的道术家，对“阴阳节数”问题，颇为重视。如贾谊在《新书•修正语》中说：“故道以数取谓之明，以数行谓之章，以数旒之万姓谓之藏。”可见“道术”是以气数为它的行事之准则的。
齐鲁长勺之战，是一个以气数转换，以弱胜强，很好的战例。齐国结束了宗室内部的争端，桓公即任君位，对内政实行改革。在千时一战中，击澈鲁军。他急于向外扩张，于周庄王十三年（公元前684年）发兵攻鲁。
鲁庄公将发兵应战，鲁人曹刿，认为当时的朝臣没有能耐，未必想得到好的计谋。于是入朝见庄公，要求参与战事的决策。
曹刿问庄公，您依靠什么同齐国打仗？庄公回答说：对衣服、食品之类的东西，要分賜给臣下，不敢独自享用；对祈神的祭品，在祝辞中不敢虚报，要十分虔诚。曹刿说，这些小恩小惠的东西，不能遍施全国，人们也不会由此为您而全力出战。就是对神守点小信，神也不会降福。庄公想了又想，说：我对大小狱讼，虽不能明察秋毫，但必度情处置，不冤枉好人。曹刿说：能重视诉讼案件，倒是尽了责任，这就有力量同齐国一决雌雄了。鲁庄公同曹刿一起同往战场参与战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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